處長先生能問你一個問題嗎？

閱讀非常juicy的鬧劇，算不算「娛樂至死」？

 文：葉輝　2007年7月15日

我因此想起已故的美國媒介學者普斯曼(Neil Postman)一本極富批判性的書：《娛樂至死》(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)，他說「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，一種是奧威爾式的——文化成為一個監獄，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——文化成為一場鬧劇。」他所說的，是兩本小說：奧威爾(H.G.Wells)的《1984》和赫胥黎(Aldous Huxley的《美麗新世界》(Brave New World)，前者預言歷史記憶將消失，那是由於執政機器以極權手段毀滅了對政府不利的史實和記錄；後者也預言歷史和文化的消失，那是由於現代技術通過製造政治形象、瞬間快樂以及安慰療法，更有效地讓歷史銷聲匿跡，也許還更持久，沒有人會提出任何異議。

按照普斯曼的論點，我們也許該慶幸奧威爾的預言落空了，執政機器再沒法令「文化成為一個監獄」，因為極權式的「洗腦」在資本主義世界再沒有市場；但非常不幸的是，赫胥黎的預言已經成為不可迴避也不可逆改的事實，我們已經不將歷史和文化的流失乃至消失當作一回事，因為歷史和文化沒有娛樂的功能，都很沉悶，一點也不juicy。普斯曼的論點至少適用於所有資本主義的新聞媒體，因為此一世界的子民都是受「娛樂至死」的教育長大的。

其實本文原意，並不是要談新聞或醜聞(包括電子媒體與平面媒體所呈現的新聞)，只是想在書展前夕談談讀書，或者像「郵差先生」(普斯曼)那樣，透過一些書本——尤其是小說，回顧媒體如何由信息轉化為歷史記憶日漸消失的隱喻，但這樣談書、談歷史記憶總不免沉悶，一點也不juicy——沒法子，我們已經忘記了在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們被教育得不能忍受沉悶，而偏偏讀書總是沒法像讀緋聞和醜聞那樣，讀得滿嘴巴滿舌頭都甜起來，都juicy起來，你說怎麼辦？

　初次

也是最後一次的見面

那就選一個比較娛樂性的角度來談讀書吧。就從一宗鬧劇開始好了——說來我們的廣播處處長也不免「娛樂至死」，我們不知道他「娛樂」了多少次，也不想瞎猜，只知道他跟那個被稱為Coco的女子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面，還好，處長先生活在一個「娛樂至死」的城市，只是鬧出一宗赫胥黎式的鬧劇，鬧完便彷彿沒事，要是他活在一個奧威爾預言的世界，比如說，像土耳其小說家帕慕克(Orhan Pamuk)筆下的一個被大雪封鎖的世界，那就不堪設想了。如果我們要安慰不幸的廣播處處長，最好勸他讀帕慕克的《雪》(Kar)，對他說：放心吧，處長，這本小說其實一點也不悶，尤其是這部小說的第5章：〈先生，能問你一個問題嗎？〉——那是關於「兇手與被害人之間初次也是最後一次的談話」。

兇手是一個深信婦女必須戴頭巾這等原教旨的少女，死者是執行政府世俗主義法令、不讓戴頭巾的女學生上課(甚至不准她們進入校門)、受情報局保護，身上藏有錄音機的教育學院院長，受保護的院長也得要「娛樂」一下自己，他在「新人生糕餅店」吃核桃仁酥餅，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面的少女走到他面前，跟他作出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談話(以下是濃縮版)：

「您好，先生，您認出我了嗎？」

「不，我記不起來了。」

「我也這麼想，先生，因為我們從沒見過面……先生，可以的話，能問您一個問題嗎，您不是無神論者吧？」

「我是穆斯林。」

「尊敬的先生，那麼告訴我，您對〈奴爾〉一章那優美的第31節是怎麼看的。」

「這節，是的，這節非常明確地指出女人們應該遮住頭部，甚至臉部。」

「你不讓我們那些戴頭巾的女學生進學校，怎麼能和真主向這個指示相符？」

「那是主張世俗化的政府的法令。」

「政府的法令大過真主的指示嗎？」

「非常好的問題，可是這些對於一個主張世俗化的政府是兩碼事。」

「據統計，在戴頭巾的穆斯林國家，強姦案件幾乎沒有……因為穿長袍、戴頭巾的婦女以衣著告訴男人：『請不要騷擾我』。先生，能問一個問題嗎：不讓戴頭巾的女性上學，是不是想效法歐洲的性革命，讓她們廉價出賣貞操？」

「孩子，我吃完了，請原諒，我要走了。」

　no business

but show business

可是他走不了，因為少女有槍，在一輪關於教義和社會現狀的討論——這是一個有理說不清的世界，可以想像，很多世俗與原教旨相涉的問題，總是各有片面的真理，院長先生又如何能夠說得清楚呢——之後，少女把槍塞進院長的嘴巴，喝令他宣讀一份判決書，然後迫他自行扳扣，他當然沒扳扣，卻不斷作出明知無用的勸說與哀求，比如「孩子，我是穆斯林，我反對自殺」、「讓我這老頭子痛痛快怏哭一下吧，讓我最後一次再想想我的妻子，再想想我的女兒吧」、「坐下，孩子，這個政府會抓住你們所有人的，你們都會被殺死的」……等等，他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談話全給院長身上的錄音機錄了音，最後錄到的是槍聲，以及其後的沉默。

處長先生也跟一名女子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面，倒沒有遇上院長先生那麼不幸的殺身之禍，那是因為他們活在兩個價值觀截然不同的世界——前者活在赫胥黎的預言世界，而後者活在奧威爾的預言世界，可在「郵差先生」看來，後者比前者更不幸——娛樂一旦成為所有話語的「超意識形態」，新聞乃至書本都像肥皂劇和清談節目那樣，觀眾看得無論有多投入，也不會當是真的，即使相信了，也像相信肥皂劇的情節，一覺醒來就成了茶餘飯後的「話題」，那麼充滿娛樂性的「話題」，就是觀眾的「娛樂」，在「郵差先生」看來，如此世界最大的不幸，以及荒謬，就是人人彷彿覺得「話題」貼身而又人人置身事外，人人都變成迷信的無神論者，唯一的教義就是There's no business but show business。

在帕慕克筆下，有理說不清的世界是一個被大雪封鎖的世界，當記者的Kar寫了多少首關於雪和隔絕的詩似乎並不重要，也沒有多少讀者關心那些詩寫得好不好，焦點也許僅僅在於：自稱不是「恐怖分子」、愛好和平和真理的少女，以及跟她一樣有理想的年輕穆斯林，他們難道不善良、不虔誠嗎？他們為什麼要殺人？

《看見》與《盲目》的對照

黎佩芬跟我提起另一本小說——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(Jose Saramago)的《看見》(Seeing)，我沒讀過這本小說，倒讀過書評和書摘，得悉它跟《盲目》(Blindness)相對照。《盲目》直指掌權者慣於漠視人性尊嚴，總以謊言當作真理，一心要蒙蔽整個世界，而目盲有如瘟疫，在不知名的城市迅速蔓延；《看見》剛好跟《盲目》相反：大雨滂沱下，首都的地方選舉，選民起初對投票並不熱中，豈料最後階段竟有大批選民湧進投票所，集體投空白票以示對掌權者的不信任。政府意識到可見而無聲的抗議足以動搖政權，遂宣布戒嚴，並在邊界架起圍牆，緝捕煽動群眾、擾亂國安的「恐怖分子」。在這裏，「盲目」的不再是市民大眾，而是當權者。

薩拉馬戈畢竟活在歷史與文化記憶較為深厚的歐洲，而「郵差先生」卻活在電視娛樂統治了一切思想的美國，此所以薩拉馬戈的寓言還帶有若干奧威爾色彩，不會像「郵差先生」那樣相信極權思維已在現代世界絕跡，只剩下赫胥黎式的現代技術，不斷令整個世界忘卻思考，變得愚蠢而不自知。

那麼，在閱讀《政制發展綠皮書》這樣沉悶的文本之前，我們憑什麼相信唐司長所說的「深信市民不會揀一味毒藥出來」(政府也不會吧)？不如讀一些容或不夠juicy，卻肯定沒有綠皮書那麼沉悶的小說，比如帕慕克的《雪》、薩拉馬戈的《看見》，看看在這個「娛樂至死」的世界以外，還有沒有別的選擇，還有沒有別的政治寓言，至於要不要通過參照，思考問題，就悉隨尊便好了。